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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(1130－1200年），字元晦，叉仲砖，号晦庵。南宋时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宋代集理之大成者;也是宋以后一住重要的哲学家、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家。

关干道德修养的主张

1、立志

朱熹认为学者首先要立志，树立明确高尚的志向。他说:"问为学功夫，以何为先?日:亦不过如前所说，专在人自立志。既知这道理，办得坚固心，一味向前，何思不进。只思立志不坚，只听人言语，看人文字，终是无得于已"。又说:"书不记，熟读可记。义不精，细思可精。惟有志不立，直是无着力处。而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，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，皆是志不立之病"。

所谓立志，即是树立要做尧舜或圣贤的目标。"学者大要立志"，"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"，"所谓志者，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，只是直截要学尧舜"。但一般自暴自弃的人，多半不能树立做圣贤的明确高尚的目的。他说:"今之学者大概有二病:一以为古圣贤亦只此是了，故不肯做功夫;一则自谓做圣贤不得，不肯做功夫"。自暴的人不屑做圣贤，自弃的人不敢做圣贤，这两种人都不能立志，所以都不肯做佳养功夫。立志又要勇猛坚决，才会有进步。他说，"学者立志，须教勇猛，自当有进。。何谓勇猛坚决呢?就是如饥思食、渴思饮的态度。所以他又说，"立志要如饥渴立于饮食。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"。

朱熹认为立志要明确高尚、勇猛坚决，这样就有坚强的信心，何患不进?

2、主敬

程颐曾说:"所谓敬者，主一之谓敬;所谓一者，无适之谓一”。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思想，认为主敬包含以下几个意思。

第一，所谓主敬，是培养严肃的或不放肆的道德态度。朱熹说:"敬是不放肆的意思"。所谓"不放肆"，即是严肃谨守记礼法的态度。所以他又说，"敬只是收敛来"，"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"。即是把放荡的心收敛起来，做一身的主宰，培养自我支配的能力。

第二，所谓主敬，是培养谨慎小心的道德态度。他说:"敬只是一个畏字"。所谓"畏"，"如居烧屋之下，如坐漏船之中"，可畏"是警惕的态度。

第三，所谓主敬，是培养精神专一或始终一贯的态度。他说:"主一只是专一"。"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谓"，"敬是始终一事"。

朱熹是十分重视主敬的工夫的，认为这是培养严肃的、谨慎的、一贯的精神态度，贯穿在整个佳养过程的始终的，所以他说“敬字工夫，乃圣门第一义。彻头彻尾，不可顷刻间断"。有人间:"敬何以用工"?怎样做敬的工夫呢?他答道:"只是内无妄思，外无妄动"。这是一句很扼要的话。

所谓"内无妄思"，即是念念存天理而去人欲。所谓"外无妄动"，即是在容貌、服饰、态度、动作上都要整齐严肃，"坐如尸，立如斋，头容直，目容端，足容重，手容重，口容止，气容肃，皆敬之目也"。"内无妄思"，是潜伏的内心精神生活的控制;"外无妄动"，是显著的外在身体动作的支配。只要能支配身体的动作，便能影响内心和生活;反之亦然。外无妄动，便自然内无妄思;内无妄思，便自然外无妄动。他把这叫做"内外夹持"。他的这种主张，是和他的中华民族主义世界观及人性论分不开的。他的主敬修

养，也吸取了佛教"入定"的因素。他反对不要名教的宗教，却把名教中含有的宗教的禁欲主义因素在禁锢人们的心灵上，这表现了他的理学教育思想的特点。

3、存养

孟子讲过"养心莫善于寡欲"、"操者存舍者亡"的思想。朱熹继承了孟子的思想，他从"性即理"的思想出发，认为道德修养必须注意把无有不差的"心"存养起来，要收敛其身心，使精神常集中在这里，而勿便失忘。他说，"如今要下工夫，且须端庄存养，独观昭旷之原。不须枉费工夫，钻纸上语。待存养得此昭明洞达，自觉无许多窒碍，焦时方取文字来看，则自然有意味，道理自然透彻，遇事自然迎刃

而解，皆无许多病痛"。所谓"存心、养心"，是专指心而言。从另一面说，就是不要失忘此心，"心若不存，一身便无主宰"，"圣贤千言万语，只要人不失其本心"。

但人的"心"中交杂着物欲和义理，因此朱熹认为"存养"就只要收敛此心，使它都安顿在义理上。"学者为学，未间其知与力行，且要收拾此心，令有个顿放处。若收敛都在义理上安顿，无许多胡思乱想，想久久自于物欲上轻，于义理上重"。所以，有时他把存养和穷理联系起来:"学者须是培养。今不作培养功夫，如何穷得理。

4、古察

朱熹认为，"只是一人之心，合道理底是天理，徇情欲的是人欲，正当于平分界处理会"。因此，一方面对天理来说，人主张立志、主敬、存养;另一方面对人欲来说，他提出"省察"的工夫。他同意他的学生的看法:"凡人之心，不存则亡，而无不存不亡之时。故一息之顷，不加提省之力，则沦于亡而不自觉"。涵养对省察可以起推进作用，"至于涵养愈熟，则省察愈精矣"。

"省"是反省，"察"是检察。所谓"省察"的工夫，就是要求学生对人欲之私意在"将发之际"和。己发之后"进行反省和检察。他说，"谓省察于将发之际者，谓谨立于念虑之始萌也。谓省察于已发之后者，谓审之于言动已见之后也。念虑之萌，固不可不谨;言行之著，亦安得而不察"。

朱熹的"省察"工夫，即"求放心"的工夫。他认为不良环境及一切物欲蒙蔽以至于使精神昏味，本然的善心丧亡，"道心"主宰、支配不了"人心"，"人心"却要主宰、支配"道心"。"省察"的工夫，即是随时清醒、谨慎从事，把违反天理的言行压抑掉，而且更要窒息这种思想在他们头脑中任何的萌芽。"省察"本心，揭去昏翳，使心中的"理"永远保持通明，这就是朱熹道德教育与修养的重要任务

(一)朱熹的读书法

1.循序渐进

所谓循序，是尊循教材的客观顺序与学生的主观能力去规定学习的课程或进度。所谓渐进，是不求速的意思。依朱熹的看法，读书"以二书言之，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。以一书言之，篇、章、文、句，首尾次第，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。量力所至而谨守之，字求其训，句索其旨。未得乎前，则不敢求乎后;未通乎此，则不敢志乎彼。如是，则志定理明，而无踩易陵遢之患矣。若奔程趁限，一向趱着了，则看犹不看也。近方觉此病痛不是小事。元来道学不明，不是上面欠工夫，乃是下面无根脚

。"

2.熟读析思

所谓熟读，就是要把书本背得烂熟。所谓精思，即是反复寻绎文义。依朱熹的看法，"余尝谓读书有三到:心到、眼到、口到。""荀子说，诵数以贯之。见得古人诵书，亦记遍数。乃知横渠教人读书必须成诵，真道学第一义

。遍数己足，而未成诵，必欲成诵。遍数未足，虽已成诵，必满遍数。但百遍时，自是强五十遍时;二百遍时，自是强一百遍时。今所以记不得，说不去，心下若存若亡，皆是为精不熟之患。今人所以不如古人处，只争这些子。学者观书，读得正文，记得注解，成诵精熟，注中训释文意、事物、名件，发明相穿纽处，一一认得，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，方能玩味反复，向上有通透处。若不如此，只是虚设议论，非为已之学也。"

3.虚心涵泳

所谓虚心涵泳，即是客观的态度，还古书的本来面目，并不执着旧见，接受简明平正的解说，而不好高务奇、穿凿立异。依朱熹的看法，"庄子说，吾与之虚而委蛇。既虚了，又要随他曲折去。读书须是虚心，方得。圣贤说一字是一字。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，都使不得一灰杜撰。学者看文字，不必自立说，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。今人读书，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，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，其有不合，便穿凿之便会。"

4.切已体察

所谓切已体察，即是读书时，使书中道理与自己经验或生活结合起来，并以书中道理去指导自己的实践。依朱熹的看法，

"入道之门，是将自个已身入那道理中去，渐渐相亲，与已为一。而今人，道在这里，自家在外，无不相干。学者读书，须要将圣贤言语，体之于身。如克已复礼，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，须就自家身上体复，我实能克已复礼，主敬行恕否?件件如此，方有益。"

5.着紧用力

所谓着紧用力，即是以刚毅勇猛的精神去读书，以坚持到底而不懈怠的精神去读书。依朱熹的看法，"宽着期限，紧着课程。为学要刚毅果决，悠悠不济事。且如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是甚么精神，甚么筋骨！今之学者，全不曾发愤。直要抖擞精神，如救火治病然，如撑上水船，一篙不可缓。"

6.居敬持志

所谓居敬，即是收放心，严肃认真与精神专一的态度。所谓持志，即是树立一个具体目标、或根据一个特殊问题去书中搜集及整理有关资料。依朱熹的看法，"程先生云，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，此最精要。方无事时，敬以自持，凡心不可放入无何有之乡，须是收敛在此。及应事时，敬于应事，读书时，敬于读书:·便自然该贯动静，心无不在。今学者说书，多是捻合来说，却不详密活熟。此病不是说书上病，乃是心上病。盖心不专静纯一，故思虑不精。须要养得虚明专静，便道理从里面流出方好。"

(二)教学原则方法

朱熹《中庸》上说的"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"当做教学过程，并认为"学问思辨四者，所以穷理也"。在教学过程中，他提出了几项教学原则和方法

。

1.自动和适时的启发

朱熹很重视学习的自动性问题，他认为学习是自己的事情，是别人不能代替的。他说:"读书是自家读书，为学是自家为学，不千别人一线事，别人助自家不得"。"道不能安坐等其自至，只待别人理会，来放自家口里"。依他的看法，做学问主要靠自己主观努力，以积极的态度去掌握知识或寻求真理。

既然这样，那么教师起什么作用呢?他说，"指引者，师之功也"，"师友之功，但能示于始，而正之于终尔"。他还说了自己的经验，"某此间讲说时少，践履时多。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，自去体察，自去涵养。书用你自去读，道理用你自去究索。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，做得个证明底人，有疑难处，同商量而已"。他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，虽然占有重要地位，但终不能代替学生的作用。教师只是做一个"引路人”，在学生开始学习时给予引导指点;在一个阶段学习完结时，检查学生学习是否正确，是否有成效，给予适当的评价、证明和裁断;当学生遇到困难时，一同商量。在商量的过程中，教师要适时的启发。他在《论语》"不愤不启"一章注上说:"愤者，心求通而未得之意;悱者，口欲言而未能之貌。"又说:"此五所谓时雨之化。譬如种植之物，人力随分己加。但正当那时节，欲发生未发生之际，却欠了些小雨，忽然得这些小雨来，生意岂可御也"。不愤不悱，很难教导;待其愤悱，就豁然贯通了。

朱熹认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不是削弱教师的作用，也不是消极等待学生自发地出现主动性，而是靠教师积极主动启发学生，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。他说:"读书无疑者，须教有疑，有疑者却要无疑，到这里方是长进。使无疑者有疑，便有疑者无疑，使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结合起来，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见解。

2.勇猛奋发和温故时习

所谓"勇猛奋发"，是指在学习开始时，动员全部精力，以勇猛奋发的精神去学习，应如兵士在开始战时，抱有进无退、有死无生的决心一样。他说，"圣贤千言万语，无非只说此事。须是策励此心，勇猛奋发，拨出心肝，与他去做，如两边擂起战鼓，莫问前头如何，只认卷将去，如此方做得功夫。若半上半下，半沉半浮，济得甚事?"

他又把学习比做炼丹、煎药、推车。开始用猛火炼丹，"方好微微火养教成就。""譬如煎药，先猛火煎，数百沸大滚，直涌坌出来，然后却可以慢火养之"。"如推车子，初推却用些力;车既行后，自家却赖他以生"。这就是说，开始学习时，应动员全部精力，以勇猛奋发的态度去做学问，才能克服客观的困难和主观的惰性。

但朱熹以"猛火"之后，再用"微火养之"譬喻，并不等于说以后的学习可以松懈下来，所以他又提出了"温故时习"的原则。

依朱熹的看法，"时习"是重要的。他说:"人而不学，则无以知其所当知之理，无以能其所当为之事。学而不习，则虽知其理，能其事，然亦生涩危殆，而不能以自安。习而不时，虽日习之而其功夫间断，一暴十寒，终不足以成其习之功矣"。这就是说，如果不学习，就不能获得必需的知识技能;如果不随时复习或练习，就不能巩固其所获得的知

识技能;如果不随时复习或练习，就不能收到复习的功效。他又说:"学贯时习，须是心心念念在上，无一事不学，无一时不学，无一处不学"。所谓"时习"，即随事、随时、随处都复习、练习其已获得的知识的过程，也就是不间断的

"温故"的过程。他说，"时时温习，觉滋味深长，自有新得"。"须是温故方能知新，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，则新不可得而知，亦不可得而求矣"。他认为温故是知新的基础。

"温故"能便其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，转化为技能，并应用无穷。他认为那种只知机械地重复旧闻而不能触类旁通的人，是不能当教师的。所以他说:"温故又要知，唯温故而不知新，故不足以为人师"。朱熹种既强调学习要勇猛奋发，又主张持之以恒;既重视时习温故，又不忽视探索新知的思想，对我们仍是有启发意义的。

3.教人有序不可取等

朱熹承了张载的思想，也提出"教人有序不可说等"的原则。他说:"事有大小，理无大小，故教人有序，而不可说等。"又说:"君子教人有序，先传以小者近者，而后教以远者大者。"他很注意由近到远、由易到难、由浅到深、由已知到未知、由具体到抽象。他说:"譬如登山，人多要至高处，不知自低处不理会，终无至高处之理"。又说，

"于显处平易处见得，则幽底自在里许。且于切近处加功"。还说:"据某看学问之道只在眼前日用底便是，初无深幽妙"。这就是说，学习必须从低处到高处，从平易处到幽微处，从眼前日用底到深深远幽妙底。低处、平易处、眼前日用底是基础。

怎样循序渐进?朱嘉说:"学不可躐，不可草率，徒费心力，须依次序，如法理会，一经通熟，他书亦身着"。他又说:"读书须是遍布周满，某尝以为宁详毋略，宁下毋高，宁拙毋巧，宁近毋远"。下学是上达的基础，学问要做下学

的工夫，打了基础，才有上达的可能。他说，"圣贤教人，下学上达，循循有序，故从事间者，博而有要，约而不孤，无忘意凌躐之弊。今之言学者类多反此，故其高者沦于空幻，卑者溺于闻见，伥伥然未知其将安所归宿也"。朱熹认为，不先从事于下学而妄想上达，就是躐等，便沦于空幻;专从事于下学而不想上达，虽未躐等，但沉溺于闻见。前者是"不循序而跟进"，后者是"虽循序而不进"，都是不好的，只会浪费精力而不能达到目的。他认为只有遵循由易而难、由近而远的阶段，且力学习，则自有进步。

4、笃行

朱熹继承了儒家关于笃行的思想，在教学上重视行的作用。他说，"徒明不行，则明无所有，空明而已;徒行不明，则行无所问，某行而已"。他的意思是说，知而不行，其知为空知，行而不知，其行为冥行。所以知行应该是并进的，不可偏重或偏废。如果从发生的时间上说，致知在先，力行在后;但从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上说，致知为轻，力行为重。所以他说:"论先后，当以致知为先;论轻重，当以行为重"。

他还提出了"知行相须"的观点。他说:"目无足不行，足无目不见"。他以这种常见的事例，深刻地表述了知行不可分割的关系。不但如此，他还进而提出知识是靠实践来加以检验的思想，他说:"方其知之，而行未及之，则知尚浅;既亲历其域，则知益明，非前日之意味"。在他看来，知而不行，则体会不深;见之于行，则认识更明。他这种躬行践履对于句识还需检验的思想，是深刻的。

5.博学与专精结合

朱熹认为，为学应当从博学开始，进而使博学与专精结合起来。所谓博学是指什么呢?他说:"博学，谓天地万物之理，修已治人之方，皆所当学"。"为学修己治人，有多少事在。如天文、地理、礼乐、制度、军旅、刑法，皆是着实有用之事业，无非自己本分内事"。他还说:"大而天地阴阳，细而昆虫草木，皆当理会。一物不理会，这时便缺此一物之理。"…须是开阔，方始拓展"。

朱熹是重视博学的，他以盖房子为例，重视"阔开基，广开址厂以为博学就是打好宽厚坚实的基础。他还说过:"孟子日:博学而详说之，将以反说约也。语云: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须是先博然后至约，如何便要先约得?人若先以简易存心，不知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，将来便入异端去"。没有广博的基础就难以专精，仅只有一般性广博的知识而不专精，那也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。所以他强调治学"贯专而不贵博。盖惟专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，徒博则反苦于杂乱浅略无所得。。

总起来说，朱熹教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，己接触到了教学过程中教学原则的一些基本问题，学习的自动性、学与思、学与习、学与行、教与学、博与约等等;也涉及到教学的目的性、积极性、良好开端性、巩固性、量力性、实践性、广博性、专精性等等。他对我国古代长期积累起来的教学经验与理论，做了一番归纳、整理、总结、改造工夫，使之系统化了。其中很多是发人深思的见解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遗产。（完）

简介

朱熹（1130-1200年）中国南宋思想家。字元晦，号晦庵。徽州婺源（今属江西）人。绍兴十八年（1148年）中进士，历仕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宁宗四朝，庆元六年卒。嘉定二年（1209年）诏赐遗表恩泽，谥曰文，寻赠中大夫，特赠宝谟阁直学士。理宗宝庆三年（1227年），赠太师，追封信国公，改徽国公。

生平

朱熹早年出入佛、道。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，专心儒学，成为程颢、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。淳熙二年（1175年），朱熹与吕祖谦、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，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，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。朱熹在“白鹿国学”的基础上，建立白鹿洞书院，订立《学规》，讲学授徒，宣扬道学。在潭州（今湖南长沙）修复岳麓书院，讲学以穷理致知、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。他继承二程，又独立发挥，形成了自己的体系，后人称为程朱理学。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，力主抗金，恤民省赋，节用轻役，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，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，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。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，对于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佛学、道教以及自然科学，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，著作广博宏富。

宋高宗建炎四年（1130年）朱熹出生于尤溪，降世不久，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，被逐出朝廷。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。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。

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。卜者说：“富也只如此，贵也只如此，生个小孩儿，便是孔夫子。”恐是后人附会，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。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，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，朱松十分热衷道学，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。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。

朱熹受教于父，聪明过人。四岁时其父指天说：“这是天。”朱熹则问：“天上有何物？”其父大惊。他勤于思考，学习长进，八岁便能读懂《孝经》，在书题字自勉曰：“苦不如此，便不成人。”朱熹十上岁时父亲去世，其父好参刘子、刘勉子、胡宪等人，这三人皆是道学家。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，一部分醉心学佛，他们皆属后者。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，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。绍兴十七年（1147年），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，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。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：“吾取一后生，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，他日必非常人。”

绍兴十八年（1148年），朱熹考中进士，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，从此开始仕途生涯。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、程颐的丙传弟子李侗。绍兴三十年（1160年），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要侗求学，为表诚意，他步行几百时从崇安走到延平。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，替他取一字曰元晦。从此，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——理学。

朱熹认为在超现实、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，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，即“天理”。只有去发现（格物穷理）和遵循天理，才是真、善、美。而破坏这种真、善、美的是“人欲”。因此，他提出“存在理，灭人欲”。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。淳熙三年（1176年），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，交流思想。但陆属主观唯心论，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、善、美，主张“发明本心”，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、善、美，达到自我完善。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。因此，二人辩论争持，以至互相嘲讽，不欢而散。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“鹅湖会”。从此有了“理学”与“心学”两大派别。

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年）秋，宋金关系紧张，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，马踏长江北岸。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，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。不久宋军击溃金兵，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，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，写下了庆贺的诗篇，表达他不可抑制喜悦心情。同时，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，指出必须乘胜出击，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。不久高宗退位，孝宗继立，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，起用了掂抗战派张浚，平反了岳飞的冤案，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，提了三项建议：（一）讲求格物致知之学；（二）罢黜和议；（三）任用贤能。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。

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。他赶至杭州，正值宋军失利，朝廷派人议和，朱熹仍强烈反对，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，慷慨陈词。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，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，此职非其所长，未免有点讽刺。朱熹乘机面见张浚，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。但不久张浚罢相，出任外地，病死途中。朱熹专程赶至豫章（今南昌）哭灵，痛惜抗金受挫。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，金兵渡过淮水。朱熹对此忧心如焚，但难有所为。隆兴元年（1163年），朱熹回福建崇安，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：“夫沮（阻）国家恢复之大计者，讲和之说也；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，讲和之说也；内（拂）吾民忠义之心，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，讲和之说也……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。

1164年隆兴和议之后，宋金结为侄叔，关系暂时缓和下来，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。他在故里修起“寒泉精舍”，住此十余年，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，并从事讲学活动，生徒盈门。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。

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，出任“知南康军”，尽管他重新入仕，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。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，建立“白鹿洞书院”进行讲学，并制定一整套学规。即：

“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”的“五教之目”。

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谨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的“为学之序”。

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惩忿窒欲，迁善改过”的“修身之要”。

“政权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的“处事之要”。

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的“接物之要”。

这个“白鹿洞书院”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，而其“学规”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，在武夷山修建“武夷精舍”，广召门徒，传播理学。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，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“四书”（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），并刻印发行。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。“四书影响深远，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，使得儒家思想更进一步成为全面地控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。

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，不顾政务缠身，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——岳麓书院。使之与白鹿油书院一样，成为朱熹讲学授徒、传播理学的场所。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，几乎取代官学，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。

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，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，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。他退居崇安时期，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，爆发农民起义。有鉴于此，朱熹主张设“社仓”，以官粟为本，“俾愿贷者出息什二，……岁或不幸小饥，则驰半息，大俊则尽”。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，无疑是有惠于民的。此后，朱熹并在多处推行。1178年朱熹任“知南康军”（今江西星子一带），上任不久发生灾荒，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。同时，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，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，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，解决他们缺食问题，饥民称善。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，时值土地兼并盛行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，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，至使“田税不均”，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，阶级矛盾激化。为此，朱熹提出“经界”，即核实田亩，随地纳税。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，损害大地主的利益，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。“经界”终于未能推行，朱熹愤怒不已，辞职离去，以示抗议。

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，使之成为统治思想。但因理学初出，影响不深。同时，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，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。

1181年8月浙东饥荒，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。途经杭州，入对七札，陈述时弊。到职后，微服下访，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，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。他不徇私情，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。于是，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，斥其为“伪学”，朱熹被解职加乡。

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，管理赣州（今赣县）、江州（今九江）一带地方的司法、刑狱、监察、农事等方面的事务。不久王淮罢去，理学一时得势，朱熹更是仕途顺利。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荐，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，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。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，称朱为“儒宗”，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。朱熹为宁宗进讲《大学》，每逢双日早晚进讲，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，终于使宁宗不满，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，被逐出朝廷。

庆元元年（1195年）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，韩势盛极一时。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，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“理学”的运动。庆元二年叶翥上书，要求把道学家的书“除毁”，科举取士，凡涉程朱义理不取。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，请斩。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，解送道州。一时理学威风扫地，被斥为“伪学”，朱熹被斥为“伪师”，学生被斥为“伪徒”。宁宗一改旧态，下诏命凡荐举为官，一律不取“伪学”之士。

庆元六年（1200年）三月初九，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，享年七十一岁。临死还在修改《大学诚意章》，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，然而生前终未如愿。